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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高质量发展十大战略趋向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新闻网  2021年03月01日 贾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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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应把握高质量发展十大战略趋向:“内循环”体系助力高质量发展、经济结构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自主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新经济驱动高质量发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支撑高质量发展、消费拉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型制造促进高质量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助力高质量发展、共享发展聚力高质量发展。

智库观点

贾品荣

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6日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这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科学判断。笔者认为,“十四五”时期应把握高质量发展十大战略趋向。

“内循环”体系助力高质量发展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国内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20世纪90年代指出,“随着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那种主要依靠出口和国际直接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战略重要性将降低;同时,中国面临着继续改善资源配置和生产力的挑战。”应对这一挑战,就要使扩大内需成为增长的发动机。

从中国经济发展现状来看,现在进入到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不仅已经融入全球化的东部沿海地区有强劲的发展动力,中西部地区也有强烈的发展需求,以及东西部发展不平衡所进行的这种协调,都会提供巨大的扩大内需的机会。相比外向型经济,由于市场交易成本和信息获取的原因,扩大内需的交易成本和流通成本更低。因此,在高质量发展中,我们需要深刻把握“内循环”体系的战略趋向。从四个方面着力:一是着力提高人民收入,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由于从小康到富裕存在着较大的增加收入空间,由此能够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二是着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拉动消费需求,产生较大规模的内需。虽然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过半,但是整体而言,中国城市化率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三是着力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步伐,增强供给能力与质量。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四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缩小区域差距,加快中西部发展步伐,避免区域发展中可能出现的不均衡问题,形成多层次的内需市场。

经济结构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3月5日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

从产业经济学来说,高质量发展需要不断打破经济结构低端锁定,加速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进而实现结构协调下的高质量发展,而且未来产业发展不是仅仅依靠规模扩张,而是更加关注和青睐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的提升,要完成这个过程需要推动要素在行业内、企业间的自由流动,以实现要素的再配置。而这种再配置,对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制度、所处的营商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同时展开,协同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一般遵循五个方向:一是从农业到轻纺工业,再到重化工业向现代服务业的方向演变;二是从以第一产业为主导向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和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方向递进;三是从以劳动要素投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以资本要素投入为主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再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方向陆续演进;四是从以低端产业为主导向以高端产业为主导升级;五是由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占主导向低能耗低污染产业占主导演进,由此反映了产业结构的演进方向规律是从粗放型产业到集约型产业升级的发展方向。

因此,在高质量发展中,我们应顺应产业结构升级规律,把握经济结构升级的战略趋向,从三个方面着力:一要着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占整个服务业的比重一般在25%以上,而我国目前这一比重是15%。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较大。其中,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围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研发服务和营销服务,为高质量发展建立专业服务体系。二要着力建立内源性技术体系,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市场创新和知识创新,建立属于自己的技术体系,推动三次产业的发展向中高端迈进。三要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资源浪费型和环境破坏型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转变,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推行绿色发展,促进传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自主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的需要,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是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需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在高质量发展中,我们需要把握自主创新引领的战略趋向。关键是三个方面:一是加大基础研究在科技投入中的比重。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为1209亿元,比2018年增长10.9%。虽然科技部制定了《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对基础研究进行了系统安排,但是基础研究在科技投入中的比重需要持续提高。二是积极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有效衔接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不仅能够从大学和科学家那里得到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而且可以迅速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自主创新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路径,其意义不只是转变发展方式,不只是解决效率问题,更重要的是依靠无形要素,实现要素的新组合,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在此过程中,科学技术的运用能够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和扩散创造新的增长要素,驱动包括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空间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在内的一系列创新,是最能反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性特点。三是加快培育独角兽企业。独角兽企业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和电商、金融科技、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生物健康等领域,应积极对这些领域进行布局。四是秉持创新发展理念,加大对创新型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完善对创新型企业服务保障体制,构建开放创新合作平台,促进创新成果转化,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政策环境。

新经济驱动高质量发展

从新结构经济学来说,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成绩是改革开放激发出特定发展阶段上要素禀赋优势的结果。这种要素禀赋结构在每个特定发展阶段上会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发生变化。传统经济增长的来源主要是初级生产要素投入,比如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人口、非技术工人、资金等。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由以物质生产、物质服务为主导转向以知识创新、技术变革为主导转变,要素禀赋由初级要素禀赋升级到以人才、技术为主的高级要素禀赋。而新经济正是由于引入了这种高级要素禀赋而产生的。新经济有助于中国经济由自然资源、资本、劳动要素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知识与技术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从而形成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在高质量发展中,我们需要深刻把握新经济驱动的战略趋向。从三个方面着力:一要着力关键核心技术,围绕5G、半导体、新能源、车联网、区块链等领域,支持新型研发机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科技领军企业开展战略协作和联合攻关,加快底层技术和通用技术突破。二要着力新基建发展,从基础设施和关键环节入手,促进新经济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系统的可靠传输、智能管理、智慧决策、精准服务,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经济运行效率。三要着力营造创新环境,让整个社会充满创新、创业、创造的热情。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支撑高质量发展

从产业经济学来说,新兴产业对于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促进机理在于,新兴技术提高了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与交易效率。进一步而言,随着新兴技术渗透到传统产业中,要素结构不断升级,促进了分工效率,加深了专业化程度,对经济结构产生显著的网络溢出效应,实现了从初级制造业到先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并最后迈进到创新活动的全产业链高端跃升,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因此,在高质量发展中,我们需要把握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趋向。一要把握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战略融合关系。二要把握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战略嵌入关系。传统产业必须向价值链高端环节升级,战略嵌入新兴产业价值链。这样一来,传统产业将其价值链从以制造为中心,转变为以服务为中心,向新兴产业渗透、融合。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传统产业价值链向上下游服务环节延伸;另一方面,传统产业把知识、人力资本、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引入企业,加上新一代信息技术及模块化组织方式的共同推动,使得传统产业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大为提高,形成较强的研发能力、品牌建设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战略嵌入新兴产业,从而在价值链高端环节形成竞争优势。

消费拉动高质量发展

从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说,突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实质上是以提高人民消费水平为导向,体现经济发展目标的调整,即从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转向追求人民富裕和幸福。在高质量发展中,我们需要把握消费拉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趋向。实现的路径有五个方面:一是增加居民收入,通过相关改革举措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推动形成与居民消费升级相匹配的收入可持续增长机制,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扩大居民消费夯实基础。二是把稳就业摆在“六稳”之首,稳定高就业率。三是贯彻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原则,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四是在宏观的国民收入分配中提高消费比例,改变高积累低消费的状况。五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并使中等收入者达到大多数,从而在提高消费水平的基础上拉动经济增长。现阶段,消费业态的创新对消费的拉动效果非常明显,比如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旅游休闲消费、教育文化体育消费、养老健康、家政消费等“新兴业态”正在迅速增长,尤其是借助“互联网+”平台,网络消费和共享经济正在从广度和深度扩大消费领域,消费朝着更加智能、更加绿色、更加健康、更加安全的方向转变,不仅体现消费模式优化,而且会带动生产模式优化,还会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服务型制造促进高质量发展

从产业经济学来说,服务型制造发展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形态,也是制造业转型发展的高级形态,是制造业现代化的体现。制造与服务的深度融合,意味着制成品附加值的提升,也意味着服务的深化,发展服务型制造不仅要求制造业企业做强高附加值服务环节,还将引导制造业企业增加对外服务供给,推动其向服务型企业转变。这些对提升制造业的质量和竞争力具有战略意义。

因此,在高质量发展中,我们需要深刻把握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战略趋向。可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企业进行改造,提升工业设计、物流管理、用户需求跟踪、供应链管理、流水线管理能力。二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三是积极探索敏捷制造、智能制造、虚拟制造等先进模式,提升服务型制造发展质量。

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高质量发展

从区域经济学来说,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解决区域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发展问题。从四个方面推动高质量发展:一是区域协调发展降低了过去的恶性竞争所带来的种种损失,是一种巨大的节约。二是区域协调发展降低了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易成本,使得要素和产品的流动更自由,消费者的福利得以提升。三是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学习效应,使得那些相对落后的地区能够更快地学习先进经验,实现知识溢出。四是区域协调发展带来了产业集聚效应和分工效应,使得市场分工不断细化、产业不断集聚,市场交易规模不断扩展,最终推动了区域高质量发展。

因此,在高质量发展中,我们需要深刻把握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趋向。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构建良好的协调机制,从“产业协调机制—区域协调机制—分工合作机制—交流学习机制”四个方面构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互动协调机制,增强合作动力,更好地发挥区域协调发展的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同群效应、分工效应和学习效应。这方面应注意借鉴“长三角”的协调发展经验。二是强化中心城市的核心优势,继续保持和提升中心城市的竞争力。三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缩小区域的差距,在体制变革上下大力气,避免区域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明显的不均衡问题。

生态环境保护助力高质量发展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告诉我们,环境对经济存在重要的促进作用。促进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生态系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承载本体,其发展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经济系统的高质量与否。二是生态环境因素可以通过适当的政策渠道内化到社会经济系统中。高质量发展将有别于过往以量为先的经济发展,它不仅仅关注经济增长,同时关注资源、环境、生态、社会等,将环境发展等充分纳入了内涵。而在目标层面,高质量发展提出“努力实现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即要求以更少的资源投入创造更多的价值,这与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内在统一性。总体而言,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关系。

在高质量发展中,我们需要深刻把握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趋向。从三个方面着力:一要继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对大气环境、土地环境、水环境的保护,扩大生态保护用地(特别是加强对城市绿心的建设和保护),筑造城市生态保护屏障,为人民生产生活营造一个“绿水青山”的环境。二要加快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较严重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大力发展绿色产业。通过绿色改造等方式,完成高消耗高污染企业生产工艺技术的更新改造,逐步实现绿色生产、清洁生产,把握“绿色工业革命”的契机,最终建立起绿色与效率并存、经济与环境协调的产业体系,进而提高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质量。三要促进新兴绿色产业的发展,挖潜新兴绿色产业对于提高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保效益的作用,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共享发展聚力高质量发展

从社会学来说,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关键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蛋糕”逐步做大,同时收入差距、财富差距等分配问题也凸显出来。当前,分好“蛋糕”和做大“蛋糕”同样重要,更好的分配有利于激发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者的积极性,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升全社会的购买力和稳定性,创造更大规模的市场,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

在高质量发展中,我们需要深刻把握共享发展的战略趋向。从四个方面着力:一要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打造完善的医疗保障系统,避免农村人口因病积贫、因病返贫,从而构建和谐稳定的乡村环境,缩小区域城乡发展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二要完善公共交通系统,并结合重要交通节点,实现公共交通无缝对接,最大限度地提高公共交通运输能力和服务水平。三要加强民生兜底保障,支持残疾人就业,不断加大棚户区改造财政支持力度。四要以人为本,切实处理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加快构建运行良好的社会治理机制。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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